•中医临床诊疗实践的最大特色是在识病的同时辨证论治 。  •中医在顾护脾肾先后天的基础上 ， 整体调节的思想在防治难治性疾病、复杂性疾病、功能性疾病等方面有自身优势和特色 。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观念及实践经验 ，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 。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 ， 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  中医学术之理论特色   中医理论体系是在漫长历史里 ， 大量的社会医疗实践过程中 ， 历代医家们根据不断观察、反复探索 ， 通过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等思维方法 ， 逐渐综合概括形成的 。经过了千百年实践的检验显示出其正确性 ， 并有所发展创新 。  统一与平衡的生理学理论   人与自然界是难以分割的共同体 ， 人的生命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受着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影响 。《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 ， 与日月相应也” 。人与社会环境也是统一的 ， 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生活条件、饮食情况、适应能力等的不同 ， 在体质上出现差异 。  人体自身的统一与阴阳的动态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石 。中医学认为人身是阴阳矛盾的统一体 ， 在生理状态下保持着人体形质与功能的统一与协调 。  人体阴阳各项生理机能的动态平衡与协调 ， 是依靠人身气机的升降、出入、消长、转化、循环活动的正常运行而实现 。就脏腑总的功能活动规律和趋势而言 ， 则又与其在身体内所处的位置有关 。反之 ， “出入废则神机化灭 ， 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 ， 则无以生长壮老已 ， 非升降 ， 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黄帝内经》曰：“升降出入……四者之有而贵守常” ， 在正常的情况下 ， 人体之气亦不离阴阳 ， 二者处于动态平衡和谐之中 。  气机失常的病理学理论   邪气能否使人发病与人体内之正气盛衰有关 。因此《黄帝内经》指出“正气存内 ， 邪不可干”“邪之所凑 ， 其气必虚”“风雨寒热 ， 不得虚 ， 邪不能独伤人” 。当气机之升降因紊乱而失司时 ， 则该升者不升反降 ， 应降者不降而反升 ， 则脏腑气机逆乱不顺 。若三焦之气机转化失常则新陈代谢障碍而紊乱 ， 致摄入体内之水谷精微不能转化为生命所需的营气、卫气、水津诸液等 ， 反而酿成痰饮、湿浊等能危害人体的病理产物 。若气机紊乱引起循环不畅 ， 则血滞成瘀为害更劣 。正邪交争 ， 人体气机紊乱导致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发生极其复杂的病理变化 。  重视个体化的诊断学理论   长期以来 ， 中医诊察病证都是依靠前人积累的经验和认识成果 ， 通过医者自己的思维和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 ， 对患者望神色、闻气味、问病情、诊脉象 ， 收集对于病证的有关信息 ， 进行临床辨证 。《灵枢·本脏》曰“视其外应 ， 以知其内脏 ， 则知所病矣 。”《难经·六十一难》云：“切而知者 ， 诊其寸口 ， 视其虚实 ， 以知其病在何脏也” 。古代医家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 认为只有四者合参方称全面 。喻嘉言认为“四诊 ， 医家之规矩准绳也 ， 四诊互证 ， 方能知其病源” 。  中医对病人进行临床诊断的个体化特色源于辨证理论 。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案例一般都以证为依凭或随证而转移 ， 其着眼点全在于患者所罹证候之异同 。喻嘉言《寓意草》云“若证未辨阴阳 ， 未辨疑似 ， 纵有深心 ， 无可奈何耳 。”   《黄帝内经》对于问诊的性质和作用非常重视 ， 认为应尽可能地使询问的内容贴近生活 。因而在《素问·疏五过论》中均明确指出“凡欲诊病者 ， 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离绝菀结 ， 忧恐喜怒” 。又说“诊病不问其始 ， 忧患饮食之失节 ， 起居之过度 ， 或伤于毒 ， 不先言此 ， 卒持寸口 ， 何病能中 。”如此贴近生活的询问 ， 蕴藏着较浓的人情味和人性化的气氛 。唐代医家孙思邈诊病非常贴近患者且十分同情其疾苦 ， 特别提出对来诊的任何病人都应“普同一等 ， 皆如至亲之思……见彼苦恼 ， 若己有之”等 。将心比心的人性化诊察方法 ， 使医学诊查操作人性化 ， 可以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赖 ， 提高治疗的依从性 ， 是中医诊断学理论的一大特色 。  疏调气血 ， 矫枉纠偏   在治疗疾病时 ， 首先要求摆正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 一切从患者的实际出发 。《黄帝内经》提出“病为本 ， 工为标 ， 标本不得 ， 邪气不服” ， 认为“凡治病 ， 察其形气色泽 ， 脉之盛衰 ， 病之新故 ， 乃治之无后其时”“不适贫富贵贱之居 ， 坐之厚薄 ， 形之寒温 ， 不适饮食之宜 ， 不别人之勇怯 ， 不知此类 ， 足以自乱 ， 不足以自明” ， 要提高治疗的针对性 ， “必审五脏之病形 ， 以知气之虚实 ， 谨而调之” 。  中医学术之实践特色   中医临床诊疗实践的最大特色是在识病的同时辨证论治 ， 这在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中已获得充分体现 。如在“太阳病三日 ， 已发汗 ， 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的“坏病”治疗原则 ， 便明确提出了“观其脉症 ， 知犯何逆 ， 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诊疗原则 。中医临床中 ， 广泛运用着“证”（全称为“证候”）的概念 ， 这是中医学卓越的认识成果 。证是疾病过程中阶段性的本质反映 ， 它以一组相关的脉症表现出来 ， 能够不同程度地揭示出病位、病性、病况、病因等证候之病机要素 ， 对机体病变的主要属性和反应状态给予了高度概括 ， 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并指明方向 。这种在识病的基础上详析病机 ， 精准辨证的诊断方法 ， 是中医临床实践中的固有特色 。病名与证候的纵横交织 ， 互相结合 ， 便构成一个能充分体现中医实践特色的完整的医学诊断模式 。  证候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 能以较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较丰富的病机内容 。证存在着三个大的结构层次 ， 即核心证候、基础证候、具体证候 。而具体证候的形成又赖于病位指征的补充 ， 且临床所见之具体证候又以复合型者居多 ， 而且处于动态之中 。其分类基础与核心是气血、阴阳、虚实、脏腑、寒、热、瘀、湿、风、痰、火等基本概念的综合 ， 如阴与虚皆是核心之证 ， 阴虚即是基础证 ， 若病位在肾 ， 则肾阴虚便是具体证 。余可依此类推 ， 证与症状和病名之间既有联系 ， 又有区别 。  由于每个患者体质各异 ， 会使其证候本身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变异 ， 因此在分析病机判断具体证候时 ， 应看到各种有关因素的影响和表现 ， 仔细地进行鉴别 。在常见的类似证或疑似证候之间均有鉴别的规律可循 。  辨证论治的具体操作通常有三个步骤、四个环节 。步骤一是从四诊获得患者所罹病证的有关信息而形成其证的初步印象 。步骤二是根据此初步印象鉴别有关证候之间之疑似、主次、兼夹等情况 ， 以修正或完善印象 。步骤三是综合、分析、判断 ， 最后敲定可供确诊之证名 ， 为治疗提供依据、指明治疗方向 。  四个关键环节 ， 即遵循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四者之间固有的逻辑联系 ， 结合患者体质、病史、生活与工作环境等实际情况 ， 综合思考 ， 据证确定相应的治疗措施 。一是析理 ， 即对已确诊的证候进一步求因 ， 定性、定位、明确病机特点 ， 观其动向 。二是立法 ， 根据确诊的患者证候之病机特点 ， 制定出既全面又针对性强的具体治疗方法 。三是选方 ， 按照具体治法的要求 ， 精选可供化裁使用的成方 ， 自拟足以体现既定治疗法度的新方以供启用 。四为用药 ， 所选诸药皆按本草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浮沉、补泻、走守、刚柔、滑涩、散敛、有毒无毒等各自之特点 ， 尊重《药典》剂量 ， 安全为先 ， 结合师传及医者个人的用药经验 ， 依据君臣佐使有序配伍以供治疗 。  中医学术之历史优势   2000多年来 ， 我国历代医药学家 ， 根据长期的社会医疗实践获得的认识成果 ， 留下了许多医药学文献 。  对于中医药学术的固有历史优势 ， 急待我们去发掘 ， 撷取其精华 ， 推陈出新 ， 使之转化为现实优势 ， 促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研究而充分发挥中医优势的典型代表就是青蒿素的研制成功 ， 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距今1700多年前我国晋朝医药学家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第十三卷治寒热诸方中第二首方“取青蒿一握 ， 以水二升渍 ， 绞取汁尽服之” ， 500多年前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明确提出“青蒿生捣汁服 ， 治疟疾寒热” 。1972年屠呦呦从中提出其主要成分针状结晶为带有过氧化基的半萜内酯 ， 命名为Artemisinin即青蒿素 。1979年经临床证实青蒿素对各种疟原虫红细胞内期有快速而强大的杀灭功效 ， 无明显副作用 ， 对于间日疟和恶性疟效果特好 ， 且可通过血脑屏障治疗恶性脑型疟疾 ， 多年来治愈亚非各国数百万疟疾患者 。又如80多年前我国药理学者陈克恢对于麻黄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又称麻黄素）的研究 ， 当其成果论文发表于J·pharmacol杂志后 ， 才感叹说：“若能于事前得知《伤寒论》太阳病篇的有关记述 ， 则可使研究工作少走许多弯路” 。再如《黄帝内经》中“肾开窍于耳”理论 ， 现经研究发现二者在解剖结构、局部酶含量等很多方面都有相同之处 。如耳毒性氨基苷类抗生素同样具有肾毒性 ， 某些对肾功能影响较大的利尿剂亦可引起人体或实验动物的听觉障碍 。一些神经性耳鸣重听的患者 ， 西医治疗比较棘手 ， 而中医经过补肾治疗同时耳病减轻或消失 。又如近来有人报道用疏肝法治疗阳痿患者 ， 并以之为创新 。然而《黄帝内经》早已提到该病与“肝”有关 ， 《素问·痿论篇》曾指出“入房太甚 ， 宗筋弛纵 ， 发为筋痿”“筋痿者 ， 生于肝 ， 使内也” 。  在中药与方剂文献领域 ， 唐代就拥有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 。宋代有相当国家药品标准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 ， 其中不少名方制剂沿用至今仍疗效确切 ， 使用安全 。明代朱棣、滕硕、刘醇等编著《普济方》共辑录中药方剂61739首 ， 堪称医方之大全 。上世纪20年代谢观主编《中国医学大词典》称其“古之专门秘术 ， 实藉此以有传” 。再看今日之中药有效制剂 ， 如治疟之蒿甲醚、治急性高热等之清开灵、治冠心病之速效救心丸等 ， 均不同程度地源于古代医藉 。现代运用最新技术如化学分离分析、分子药理、血清药理、脑脊液药理、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对中医名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 逐步显示出这些有效方剂的潜在优势 。  中医学术之现实优势   中西医学各有优势 ， 不可一概而论 ， 二者诊疗观念有异 ， 操作方法不同 。中医治疗许多疾病 ， 特别是慢性功能紊乱性疾病 ， 予中药疏调人体气机 ， 治疗多可获得良效 。云岭中医疏调学派常用疏调气机、疏肝解郁、健脾补肾等为主之法治疗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更年期综合征、抑郁症、疲劳综合征等；用健脾开胃法治疗小儿厌食症等；用疏调养心安神法治疗顽固性失眠；用疏肝和胃法治慢性胃炎；用疏调养血祛风法治慢性顽固性荨麻疹等 ， 均收到较满意效果 。  另据近年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 ， 中医在顾护“先天肾、后天脾”的基础上实施整体调节治疗的思想 ， 在防治和处理难治性疾病、复杂性疾病、功能性疾病等方面有优势和特色 ， 值得重视 。例如补肾法 ， 由于中医理论中肾的功能大体上已涵盖了现代医学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的功能 ， 补肾药物可对下丘脑为中心的众多分子网络群进行调控整合 。因此该法对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子宫内膜异位、卵巢早衰、免疫性不孕、习惯性流产等疾病显示出治疗优势 。中医药健脾、补肾、益气、和血等增强人体自身抗病能力的扶正培本疗法 ， 对于癌症患者的治疗能不同程度地使癌瘤的生长得到控制 ， 不适症状减轻 ， 生命延长 。经研究提示中医药扶正方剂可以调节细胞免疫功能 ， 抑制恶性细胞增殖 ， 诱导癌细胞凋亡 。丹栀逍遥散对抑郁症的的疗效与马普替林（maprotiline）相似 ， 但无后者之胆碱能阻断和诱发狂躁症可能性等毒副作用 ， 此方加味可以通过增加脑内不同区域内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的含量而起效 。  中药亦具有抗病毒性疾病等优势 。对于感染艾滋病毒 ， 中药治疗明显较西药安全 ， 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免疫重建并改善临床症状 ， 减少机会性感染或延缓艾滋AIDS之发病等 。张震于2006年亲手拟定的用于艾滋病治疗的两个复方制剂 ， 至2016年12月底已治疗该病患者11000多例 ， 使接受治疗者CD4+T淋巴细胞数有所上升 ， 临床症状有所缓解 ， 生存质量改善 ， 且未发现不良反应 ， 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 是国内目前治疗艾滋病常用的中药制剂 。  彰显特色 ， 弘扬优势   特色一般是指某一事物独有的 ， 优势则是关于该事物在某些方面足以超越、胜过其它同类事物的有利的态势 ， 二者通常是互相联系的 。所以对于中医药我们要彰显的特色应是具有优势的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特色 ， 发扬其具有特色的历史优势与现实优势 ， 并有所创新 。  中医药学是东方医学的杰出代表 ， 具有古朴而先进的思想理论 。中药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治疗疾病的药物 。当前人类医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慢性难治性疾病 ， 如免疫功能异常、恶性肿瘤、代谢失常等 。这些疾病一般皆宜给予多基因、多靶点、网络化的调治 。西方在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单靶点常规治疗 ， 实难应对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 。中医药治疗采取的天然药物复方制剂 ， 其本身具有结构上的多样性和多成分性 ， 这也是中医治疗用药的特色和优势 。尤其是所用天然的植物、动物及昆虫类药物 ，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便自然地赋予了它们较好的生物之间的相融性 ， 使其药理活性成分与人体的靶组织细胞易相匹配而有别于化学合成品 。另外 ，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阴阳平衡思想指引下复方用药 ， 可多靶点、多层次地对病体进行综合调治 ， 对于复杂难治的慢性病具有治疗优势 。  近年来 ， 国家的关注、政策的支持 ， 中医药迎来发展的大好时机 。为了进一步发展好中医 ， 还须动员更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 ， 群策群力 ， 才有广泛的基础和联动的效应 。凡是对中华文化信心坚定 ， 热爱中医学事业的中医同道 ， 均须练就用中医药治愈病人的过硬本领 ， 掌握辨证论治核心技术的真功夫 ， 知晓现代研究中医的方法 ， 在履行诊疗任务的同时积极主动加入研究行列 ，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 坚持继承与创新 ， 发扬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 ， 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 在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新、振兴中医学的奋斗中做贡献 。  （云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和丽生、赵霞、田春洪、杨小洁、田原整理）【中医学术之理论特色 疏调气血矫枉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