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医学人类学者亲身记录 十年照护人生( 二 )


“弃”医从文之路
1941年,凯博文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长在经济和文化丰富的大都市纽约 。优渥出身的他,家族中人才辈出,他的外公创办了非常成功的肥皂公司,购置了大量地产,一家人过着奢靡的生活 。他回忆道,自小,家里便有管家,有厨师,有用人,似乎永远不用为钱的事情发愁 。
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贵公子,但事实上,他成了一个叛逆青年 。他厌恶长辈们关于赚钱的对话,他对家族生意不感兴趣,家庭对他的期望就像一堵墙,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眼中的他们是那么狭隘、自私、势利,只顾自己,完全不关心其他群体的社会正义,对弱势群体的困境视而不见 。他开始萌生逃离的想法,便去了遥远的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念本科 。
那时正是美国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轰轰烈烈的时刻,大学生们都去参加支持黑人或反对越战的运动 。青年凯博文开始萌生出全新的思想,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了体会工人阶级的生活,暑假他在纽约的下水道中打工 。下水道阴暗潮湿,却忙碌着大量的工人,凯博文与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也萌生了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的念头 。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凯博文逐渐开始意识到,在医生救死扶伤的过程中,技术专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医患关系 。在青年凯博文眼中,学医不同于其他专业,医学是浪漫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切切实实帮助他人的职业 。然而在美国,医疗已经逐渐变味,失去了原本帮助病人的初心 。许多医生将看病作为赚钱的手段,有钱人能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但穷人只能忍受病痛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想从事的事业,绝不仅仅是诊断与治疗,自己想成为的,不仅仅是成为一名工作体面、生活优渥、受人尊敬的医生 。在实习轮转期间,他时常因病人的无助感到绝望,因医疗体系的冷漠感到受伤,他发现对于患者来说,有时需要的,更多是医生的信任与安慰——这让他决定从事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帮助更多人 。
凯博文从患者们身上看到了贫穷是如何撕裂生活,直到毁灭一切的 。凯博文写道:“虽然我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不曾担忧过生活成本,但不意味着我对贫穷一无所知 。”当他看到那些墨西哥移民的农场女工,在儿科门诊轮转时看到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他感到愤怒和悲伤——在这样富裕的国家,还会有人吃不饱饭 。那些工人亲自收拾送到中产阶级餐桌上的食物,他们自己也买不起,很多人在危险的污染的环境下工作,免疫系统功能极差,寄生虫和感染性疾病遍地都是——医生们都知道这些,但对此无能为力 。凯博文并不是“抛弃”了医学,只是做一名医生能够帮助的人远远不够他所想要实现的改变 。
阿尔茨海默幽灵
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如果有一天家人突然不认识你了,你该如何应对,如何劝慰,如何照料?面对一场注定以“失败”告终的战斗,面对亲人终将失去自我的结局,被现实击中的我们,该如何与孤独共存?
作为一位医学人类学研究学者和精神科医生,凯博文治疗、安慰、调研过无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然而2009年的某个夏日,他发现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妻子一夜之间视他为陌生人,并疯狂地咆哮着将他赶出家门时,他仍旧感到无边无际的悲伤 。他以为以自己丰富的专业足以应对,也做过大量的准备,但仍旧在那一刻到来的瞬间,感到惊恐万状 。他只好离开卧室,找个地方藏起来,以免妻子再次失控 。每次几个小时的发作,凯博文只好装作自己是另外一个人,来帮忙照顾她 。
琼·克莱曼与凯博文(阿瑟·克莱曼)识于微时,两人在大学校园里从青涩爱情走来,如今已儿孙满堂 。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精神上的伙伴 。北京大学教授吴飞是凯博文在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招收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初到学校时,听说凯博文教授雷霆万钧的严厉,但妻子琼是他与学生们之间的黏合剂 。琼的办公室就在凯博文办公室旁边,吴飞在序言中写到老师与师母的关系,两人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田野调查,总是一起出现,“用形影不离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吴飞眼中的师母“优雅、和蔼、关切,总处在愉悦当中”,吴飞记得凯博文教授对他们说过,师母的气质宛如赫本 。可以想象,当温柔美丽的伴侣被病痛侵蚀而憔悴痴呆歇斯底里时,凯博文内心面对的是什么——“那好比两个人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的情感纽带,在瞬间化为乌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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